召妓判決有顏色嗎？

陳致中針對壹週刊報導其召妓案，而對之提起誹謗的民事侵權行為訴訟，經高雄地院判決其敗訴後，立刻又引發當事人質疑，值此選舉時刻，是否又是一個政治打壓的判決？

刑事審理，由於涉及最嚴厲的刑事處分，而有高度的公益性，所以即便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已參酌英美法，而滲入有當事人主義的精神，但基於刑事司法所強 調的正義性與被告利益之考量，法院仍具有職權調查的責任與義務，以來發現實質的真實。相對於此，民事訴訟由於在解決私人紛爭，基於一種平等性，法官只能站 在公正第三者的角色，而由當事人為證據的提出與攻防，即便當事人所提出的證據顯有不足，也只能為適當的曉諭與提醒，只有在兩造的地位有明顯落差，為調整此 等落差，以達到實質的公平性，才得例外的為職權介入，否則民事法官將是一個最單純、最被動的聽訟者，這是與刑事法官最大的差別處。

民事訴訟，這種委由當事人為處分與進行的審理模式，反應到證據提出，即是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所明示的，當事就有利於己之事實有舉證之責任，法院原則上，也只能針對當事人所提出的證據為考量。

所以就陳致中向壹週刊所提起的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訴訟而言，為了防止濫訴，原告對於壹週刊是否有侵權的事實與是否有故意過失，自然負有舉證責任。 惟比較特殊的是，由於原告不可能先自證無召妓的事實，所以其只要提出有誹謗的事證，即必須由壹週刊針對是否召妓的事實為舉證。所以當壹週刊提出手機與錄音 等證據為比對，以來確認照片與被告的同一性時，若足以使法官產生確信，法官即必須曉諭原告，針對消極性的事實，即不在場證明為證據提出，若原告不予以提 出，或者提出的證據難以動搖法官的確信，基於民事訴訟乃由當事人自我決定與處分的本質，法官即便想幫忙，恐也愛莫能助。

在刑事訴訟裡，被告基於不自證己罪權的保障，在法庭上可以保持緘默，法官也不能因此為被告不利的處分，相對於此，在民事訴訟裡，由於採取當事人主 義之故，所以當事人成為最重要的證據方法，當事人即便不出庭，也必須盡力提出相關證據來為舉證，若舉證不力，而無法使法官產生確信，因此所造成的不利風 險，必須由自己承擔，畢竟此並非刑事訴訟，民事訴訟不保護讓權利睡著者。

所以當事人或可指責這種民事訴訟制度不合理，但指摘法官不盡責、有色彩等語，恐太快、也太過。

法官心中未必有顏色，有的只是人性所不可避免的主觀與恣意，這也是為何必須制訂如此多的法律與制度，以要求法官依法審判，並來防止專斷之因。既然如此，任何人恐無須急著替判決上顏色，還是得理性的去檢視判決是否合乎法律。

而司法者恐更該檢討，為何法院判決總變成信者恆信、不信者恆不信的結果。